81年前，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被日本殖民统治五十年的台湾重回祖国怀抱。但台湾光复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或口号。国民党通过改善民众生活，为自己的统治提供了一定的“合法性”。绿岛关押的很多人就是台湾本土的共产主义者，他们不是大陆方面派去的特工，而是台湾本土的一些青年，希望进行工农革命。第二，国民党试图以“三民主义”为框架和旗号，开展官方主导的思想文化运动，最有名的就是中华文化复兴运动。1945年10月25日，以陈仪为代表的国民政府派驻人员到达台北、接收台湾；当天上午，台湾受降区受降典礼在台北公会堂（今台北中山堂）举行，陈仪任受降主官；随后，组建台湾省军事接收委员会。被吸收的人毕竟是少数，更多台湾青年参政的要求无法满足，他们就参加到民主运动中，从体制外争取权利。本文为下篇。何卓恩： 除了“老人政治”这个包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民党在台湾文化重建中扮演的角色存在问题。这样的祖国化可以说是一种畸形的祖国化，号召力自然不够，台湾民众当然也不会轻易接受。但经济起飞以后，新的问题也逐渐出现了。它在文化重建中既有功，也有过；而且从后来的结果看，过大于功。从政治上说，国民党到了台湾以后，首先要笼络台湾本省人，既要笼络上层士绅，也要笼络下层普通农民，当时台湾还是个农业社会，农民是社会主体。马英九曾说过类似的话，但在台湾受到很多攻击。这些制度建设总体上有利于台湾文化重建。国民党打击的思潮实际上包括五四以来中国发展出的各种新思想，不管是社会主义、自由主义还是新儒家，只要对它的权力构成进行批评，就可能遭到查禁、打击乃至抓捕。第一，它主导了台湾文化去殖民化和祖国化的过程。共产党推行的土改强调发动农民进行革命和斗争，目标是打倒土豪劣绅。类似内容在大陆时期的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和新生活运动中也出现过。国民党认为最危险的是共产主义，但对自由主义同样进行打击，它把自由主义称为“毒素思想”。但对于殷海光、雷震、傅正等人，国民党就没那么客气了，傅正与雷震都被关过监狱，殷海光也被特务软禁在家。今天，如果要求赖清德说“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他肯定不会说。思想领域的裂变更为深刻。即使当时国共对立严重，国民党既要强调“反攻大陆”，将大量财政用于军事，还要拿出不少资金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它一方面利用台湾本土精英、家族和地方势力、甚至殖民时代遗留的技术官僚维持统治，另一方面败退之后国民党在台湾对中国局势的描述和宣传又和光复初期相比发生变化，同时又要回应不断兴起的社会运动，您怎么看国民党的转型，以及这种转型对后来台湾社会的影响。他说“我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表态，表明国民党开始尝试与台湾社会进行更深的互动，推动自身本土化。牟宗三和张君劢的中国民主社会党有关系，蒋介石不喜欢张君劢，牟宗三后来也从台湾去了香港。通过这种办法，国民党解决了与台湾本土社会结合的问题，在当地初步站稳脚跟。当时大陆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大陆搞“文化革命”，台湾就搞“文化复兴”，也带有“逢共必反”的意味。这样，经济逐渐活跃起来，经过二十年左右，台湾经济实现起飞。国民党对新儒家也并不宽容。因此，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对台湾社会的实际影响比较有限，更多具有一种符号意义。过去绿岛关押的政治犯，就包括国民党认定的共产主义者。现在大陆有些人一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台湾文化，就想到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实际上，这个运动在台湾社会中的地位没有那么高，普通民众不太买账，精英阶层也不太买账；他们更愿意接纳民间文化，而不是官方文化。但国民党更多是采取收买和改造的办法，将地主、士绅阶层转变为资本家。即使国民党对现代化思想不够重视，甚至加以打击，但学者在大学和研究机构里具体研究什么，国民党也不可能完全控制。· “祖国化”与“现代化”如何映照当下。何卓恩： 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看，一个是政治，一个是文化。有功这方面，主要体现在：。这与它在文化重建中扮演的角色有什么关系。经济起飞时期，台湾地区的教育经费一度占到GDP的6%，这算是很高的比例了。国民党吸收台湾本省“青年才俊”，使政治系统年轻化，同时也逐渐本土化。国民党在台湾：本土化转型。“祖国化”如何被扭曲为“党国化”。历史并未远去，它只是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今天的争论之中。但蒋经国掌握权力以后，越来越觉得这些人的言论刺耳，开始进行打压。到台湾以后，国民党又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贫农分到土地，自然感谢国民党；地主交出土地，拿到股份或资金以后，可以进城成为资本家、企业老板或董事会成员。· 国民党在台湾：本土化转型。新儒家也讲孔孟之道，但有些学者批评蒋介石的专制和弄权，国民党无法接受。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三十年代就搞过中华民族复兴运动，其中包括法西斯蒂运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新生活运动等。虽然都叫土改，但台湾土改有不同的思想和制度来源，做法与共产党不同。直到今天，国民党仍然没有办法向台湾社会充分交代这些问题。· “祖国化”如何被扭曲为“党国化”。内容提示：。同时在市场经济方面走得比较早，此前按照“民生主义”的设想，有较强的国有经济色彩，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台湾开始转向自由经济。地主把土地交给政府，政府再把土地分给农民，使佃农成为自耕农，也就是落实孙中山三民主义所说的“耕者有其田”。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要求参与政治，但国民党的政治系统仍掌握在从大陆过来的老人手中，于是“老人政治”与台湾新世代之间产生了结构性冲突。当时一旦被发现有红色宣传品，国民党就会追查到底，把相关人员投入监狱。：除了自由主义与本土左翼运动的结果，事实上1949年国民党败退迁台后，也在进行某种本土化。比如，徐复观本是蒋介石比较信任的人，后来进入学界，成为新儒家代表人物，批评蒋介石的专制统治，最终在台湾待不下去了，只得转到香港。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时期，到后来改设台湾省政府，再到国民党政权迁台，在去殖民化、祖国化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也投入建设了不少文化设施和事业。这个负资产蒋经国晚年用他的行动有所补偿，但并没有来得及在观念层面做系统处理。国民党在自身“合法性”危机中逐步本土化转型，但分肥政治、代际冲突，将祖国化扭曲为“党国化”，排挤现代化，在民进党的政治操弄下失据连连。不过，国民党的这些改革仍无法完全适应台湾社会的要求。何卓恩： 国民党在文化重建中的“过”，首先出在它对三民主义的解释上。国民党如果不能对这个负资产进行系统性处理，很多人就不会原谅它。他邀请一些人座谈，让他们提意见，也给他们办刊物、表达观点的空间，《大学杂志》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在两党对垒中，国民党逐渐处于守势，而且直到今天都难以扭转这种局面。但这还不是国民党最严重的过错，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它使用政治、警察和戒严手段，对受到台湾民众欢迎的各种非官方思潮进行严厉打击。本来，是以三民主义为旗号推动台湾的祖国化；但在实际过程中，祖国化被矮化、窄化成了党派化和领袖化。当年蒋经国曾化名“周国光”，亲自推动批判“毒素思想”。国民党到台湾以后掌握了一些公营事业，允许地主用土地换取企业股份。它把孙中山与孔孟之道串联起来，并宣称自己是法统和道统的继承者，最终又将蒋介石、蒋经国塑造成这一传统的正统继承人。：国民党为什么始终处于守势。国民党采取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土地改革。当然，它能真正站稳脚跟还有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提供保护等外部原因，这里暂且不展开。所以，无论国民党讲自己有多少功劳，很多台湾民众就是不买账。· 共产主义和左翼传统，在台湾并未完全消失。20世纪70年代初，蒋经国准备接班时，曾试图笼络台湾新世代精英。但这个运动客观上确实做了一些具体事情，比如编印出版了很多古籍，组织推动了传统学术研究；编印了公民生活小册子，宣传礼貌、公共卫生，推动读书活动和读经计划等。无论是研究机构还是学校系统，都获得了不少经费和政策支持，这也让台湾逐渐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文教事业体系。党外运动最早的兴起就与选举和政治参与有关。但后来台湾社会转型，依靠的恰恰是这些思想资源，所以台湾民众记恨国民党的，正是这些思想和政治压迫。文化教育体系建立起来以后，学者既可以从事祖国化的工作，也可以从事现代化的研究。党外运动持续发展，后来形成两党政治。政治是背景，要看国民党怎样在台湾进行统治；文化则与我们的主题直接相关，要看它在台湾文化重建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胡适名气很大，有国际影响力，国民党不便直接拿他怎么样；蒋介石在日记里经常骂胡适，但当面见到胡适时，又表现得很礼貌。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提出的，但国民党后来对它的阐释逐渐集中到所谓“道统”之上。这些未竟的文化重建、被扭曲的政治转型，以及冷战格局下的国际变量，共同构成了今天理解两岸问题的历史纵深。绿岛四面是海，被关进去以后很难逃脱。所以，不能说它完全没有贡献，但也不能把它的作用估计得过高。光复在操作层面被简化为“接收”，日本殖民五十年埋下的皇民化遗毒未能得到彻底清理，国民党政权的保守性与封建性又与现代启蒙诉求形成内在冲突，国共内战、国际冷战又在台湾埋下了“反共”伏笔。何卓恩教授在与的对话中，梳理了台湾从光复到转型前夕的脉络，分析当年对台接收工作的功与过、重建工作中的现实困境，以及这段历史对当下的启示。国民党在台湾地区执政几十年后，农民逐渐富裕起来，资本家积累了财富。到了党外运动中后期，蒋经国明确提出本土化。· 为什么“再光复”不够准确。1946年1月1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发布《恢复台湾同胞国籍令》，从国内法层面确认台湾同胞的中国国籍。同时期，大陆学人渡海赴台，试图在台湾重建一个既接续中华文化传统、又吸纳现代文明成果的新秩序。结果这批“青年才俊”出现分化，一些人留在国民党体制内做官，另一些没有进入体制的人则成为党外运动的骨干。在两党政治格局下，这些就成了国民党的“软肋”，虽然国民党这时已经转型，历史欠账却是它长期的负资产。两者看似对立，实则一体两面，为了“小我”，牺牲台湾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我”。但这场实验很快遭遇现实的磨损。这就限制了台湾现代文化的培育和发展。这正是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何卓恩教授在《祖国化与现代化》一书中还原的历史场景：光复不只是主权移交，更是一场文化重建实验。赴台学人面对的不仅是文化断层，更是一套已经变形的政治社会结构。1949年以后，共产主义思想基本上不可能在台湾的合法报刊中公开出现，但地下刊物和地下传播仍然存在。以《自由中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初与国民党维持着合作中的批评关系，最终在威权挤压下走向决裂；党外运动在转型前夕主导了社会舆论，动员了基层民众，但最终在岛内两党政治塑造中被分裂主义彻底篡改底色。这样一来，三民主义逐渐变成党国文化，强调忠诚党国、忠诚领袖。